文/大佬动向
2016年，周成建终于下定决心退居幕后，把权力的指挥棒交给了自己的儿子和女儿。
他在一封写给员工的公开信中解释了自己的选择：“希望能借此让更多的年轻一代、让新生代来承担使命责任。”
后来的事实证明，纵横起伏的中国商界里，美特斯邦威的选择并不是个例。在改革开放的第四个十年里，大批的成长于此间的民营企业家们正在无可奈何地接受着岁月更迭的事实，在这一背景下，接班人的选择开始成为一众企业亟需思考的问题。
对于这片广袤蓝海最早的开拓者们来说，不同的交接模式所对应的，是企业未来的不同命运。出于种种考量，他们中的大部分，最终是选择了将产业托付给自己的子女。
与此同时，伴随着这种家族式的传承，社会上也开始响起了褒贬不一的声音。
对于赞同者们来说，他们相信这些富豪的子女们普遍拥有着有较好的教育背景和国际化视野，能够继往开来创造新的局面。
然而对于反对者们来说，他们所忧虑的，不仅仅是这一两个企业的前景，而是这背后隐含的种种令人不安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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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太福音里讲过一个故事：
一个出远门的富商把财产分别托付给几个仆人，一些仆人拿这些钱去投资，发了大财，另一些仆人把钱埋在地下，分文未动，富商回来以后，两边都交还了当初托付的财产，结果富商痛骂了后者，把他们的钱赏赐给前面那批发了财的人。
故事的最后，马太说出了这句被后世社会经济学家奉为金科玉律的名言：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过来。
所以陈胜在大泽乡仰天长啸：“王侯将相宁有种乎？”
前一段时间，有消息称，最新版的人教版语文教材里已经删除了《陈涉世家》的课文。
删除课文容易，改变阶级固化的社会现象却难。
一份调查报告显示，在全球，最前面那部分占比1% 的成年人口，牢牢占据着超过40%的社会财富，另一方面，这些先富起来的人也牢牢把控着整个社会的上升通道，数据显示，在隔壁日本的政坛上，比非世袭议员，世袭议员的当选次数和再选率均高出近一倍。
纵观世界，伴随着经济的发展，随之而来的社会财富不断聚集，各阶层的流通性逐渐降低等现象，几乎成为了每一个国家挥之不去的宿命。
即使是自诩平等正义使者的美利坚，此前也被爆料招生黑幕广泛存在，不少常青藤名校也基本处于给钱就能上的状态。
事实证明，在关于孩子的上学问题上，美利坚家长和中国式家长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望子成龙这种东西，是牢牢刻在人类基因里的观念。
而与对应的是，每一代国人，在当学生的时候，都羡慕国外的教育轻松自在，走上社会以后，才知道什么是竞争的艰难。
另一边，教育部体察民情，还不断想要给学生减负。
前几年，BBC在所拍的纪录片《交换学校：阶级划分》里，将公立学校的孩子和私立学校的孩子进行交换体验。
结果是，镜头下的家境更为富裕的私立学校学生，学习往往都非常刻苦，每天6点半起床，5点放学，放学后还有填得满满的习题和课外活动。
而公立学校的孩子们，8点起床，3点放学，放学后睡觉，可以一直打电脑游戏到吃晚餐。
这一对比的结果是，私立学校的孩子，平均阅读水平是18岁，而公立学校，平均只有7岁。
这个事例的意义并不是为了否定教育减负这一举措，而是希望阐述另一种观点：作为传统意义上社会上升通道的教育，某种程度上，正在被富裕阶层的后代所“占领”。
比这一现状更令人痛苦的是，这一“占领”过程是如此的自然而然、理所应当。
就像那句网络流行语说的那样，不怕别人比你条件好，只怕条件好的人比你更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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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几年，我和一位朋友在酒桌上聊天，他跟我讲说现在大城市里，升学率高的小学和初中附近，学区房基本上是有价无市，造成的结果也很明显：富裕家庭的孩子，仿佛天生就领先在了教育的起跑线上。
我问他，你觉不觉得这是一种教育不公平的现象？
他想了很久，回答我说：“这世上没有绝对的公平。”
仿佛看出了我的困惑，他补充道：“对于很多人来说，支撑他们白手起家努力奋斗的原因，就是不希望下一代再和当初的他们一样无助。”
没有人会觉得为了这样的父爱母爱是愚蠢的，随着视角的改变，所产出观点也必然会有差异。
所以老子在《道德经》里讲：“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马太效应是人道，它和对应平衡的自然法则之间，充斥着协调与冲突。
理解“家庭”、“传承”这些字眼对于一切生命共通的意义，你才能理解7年前的那场发生在邻国的大选中，那个一袭黑衣的冰公主究竟凭什么一路过关斩将，所向披靡：
“我没有父母，没有丈夫，没有子女，国家是我唯一希望服务的对象。”
在煽情手法日益娴熟的今天，在以人际关系错综繁杂的东亚大陆上，这句话所带给人们的震撼力委实难以言喻。
当然，后续的故事所有人也都知道，一个失去一切亲人的人，可能还有一个闺蜜。
然而，无论如何，她的出现，至少让这个被财阀家族所垄断的国家的人民，重新燃起了一丝梦幻般的希望。
在韩国，以三星、现代、SK为首的六大财阀年营收占据全国GDP的60%。
比这更令人不安的是，这些财阀之间的权力交接，基本上都是通过血缘关系，由父辈传承给子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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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界的家族传承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从世界范围来看，不少创一代都在自己的子女之中择人承继家业，其中不乏业界巨擘。
而在中国，即使是离土离乡最为频繁的浙商，家族继承仍不失为一种不错的传承举措。
这一现象在一贯安土重迁的苏商中达到顶峰。
据统计，所有知名苏商中，除去三分之一还没有接班决策的，剩下的企业里，有将近一半最终选择了以自己的后代作为传承方式，随手一数，就能举出很多案例：红豆集团、沙钢集团、太平洋建设……
不同于人们对于这类家族企业一贯保守和落后的刻板印象，数据表明，这一传承方式在某种程度上可能具备难以比拟的优越性。
数据统计显示，按10年平均值计算，家族企业的股票投资回报率为15.6%，而非家族企业的股票投资回报率则只有11.2%；在资产回报率、年度收入增幅两项重要指标当中，家族企业分别达到了5.4%和23.4%，非家族企业则为4.1%和10.8%。
数据的优势背后，关于家族企业这一传承方式的优势也吸引了众多学者的研究。
然而研究的结果，大多只停留于责任感和资源这两个层面。
一方面，作为家族企业的继承人，自身的责任感自然要显著高于外来户，另一方面，这些被当作接班人培养的继承者们大多教育背景深厚，并在集团的多数基层岗位上有所历练，其获得的企业信息和经验资源也是空降户们难以比拟的。
以红豆集团为例，其接班人周海江在接班之前，一度只是集团的一个普通销售员，此后才陆续担任了车间主任、厂长、集团副总裁等职。而为了防止任人唯亲，周耀庭还曾经使用“赛马策略”，将红豆集团分为八块，集团副总、副董事长、等8个企业元老各掌一块，在资源相同的情况下展开竞赛，“10年干下来，看谁发展得好，就由这个人接班”。
最终，在2004年9月，由周耀庭突然宣布的集团内部海选总裁中，周海江从20名候选人中以49票的绝对优势脱颖而出，当选新一任总裁。
对外，周耀庭和著名浙商鲁冠球都曾经扬言称，如果有人比自己的儿子更强，我会选择前者管理企业。
然而刨开诸多因素，有当董事长的父亲耳提面命、言传身教，和独自摸爬滚打、自学成才，何者的成长更为迅猛，结果自不必多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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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对于亟需寻找接班人的企业来说，责任感和经验的优势并不足以使他们完全放弃职业经理人这一选项。
抛开这二者，细数家族企业所广泛分布的领域和地域，这一继承制度相比于职业经理人制度的真正优势或许在于另一个方面：对人脉资源最大化的保留。
数据表明，数量繁多的家族企业中，真正占据了多数的不是垄断财阀，而是中小型的制造类企业，其中，又以亚太地区的比例最为集中。
在社会关系相对更为紧密的东亚大陆上，家族企业所传承的，更多的是一种无形的人脉财富。
在他们看来，老板换成自己的孩子，就跟自己当老板没什么区别，以前那些来往的朋友还是一家人，并不耽误接着做生意。
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各位富豪老爹都这般不遗余力的传位给自己的子女，甚至为此八仙过海，各显神通。
比如福耀玻璃的曹老板，这位玻璃大王为了让自己醉心创业的儿子接班，甚至不惜发动金钱攻势，儿子创一个公司他收购一个，逼得儿子“走投无路”，只能回来当老板。
逸闻趣事之外，此番举措，个中苦楚，唯有自知。
然而对于商业经营来说，子承父业这一模式也非绝对的一劳永逸。
优势之外，家族传承的弊端同样不容小觑，一方面，各国普遍推行的高额遗产税制度，也让家族企业无形中增加了成本。这意味着，倘若继承者是个庸庸碌碌之徒，那么代代传承之下，家族的企业只能愈发缩水。
另一方面，企业之中，决策权力的过度集中也带来了一言堂、人心离散的现象，相较于随时需要抢占风口的互联网企业和以“稳”字当头的传统产业来说，家族阴影的存在都在无形中扼制着企业发展的方向。
知名服装品牌“海澜之家”目前的“困境”就是一个例子。
2017年的时候，海澜集团宣布，创始人周建平之子周立宸，出任海澜集团总裁。彼时，这位年仅29岁的“少帅”，成为“苏商”二代接班的典型。
在所有人都期待着他的上任所带来的新局面时，后续的一系列事实表明，这位年轻的少帅的履职之路并不是那么的一帆风顺。一心想要摆脱父辈的传奇并证明自己的他，试图通过不断扩张做出成绩，结果却是公司增速连续放缓，而其净利润更是在2018年首次出现了下滑的态势。
与此同时，数据也表明，在全球范围内，所有的家族企业，一旦接班以后，业绩多多少少都会有所下降，养尊处优的二代们虽然文化素质普遍较高，但同他们筚路蓝缕历经岁月磨洗的父辈们相比，个人心性的差距，是不容忽视的。
冥冥之中，除了东西方两种社会文化的差异，在看不见的地方，天道和人道依然永恒不变的冲突和协调着。
天之道，损有余而补不足；人之道，损不足以奉有余。
翻译成大白话，人之道就是马太说那句，而关于天道，浙江人有一首很有意思的民谣：
“富贵子生浪荡子，浪荡子生苦恼子，苦恼子生勤奋子，勤奋子生富贵子。”
循环往复，永无休止。
